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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的仪式》:这部回忆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波伏瓦与萨特

2019-12-01 17:08:12 阅读量:891 作责:匿名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世界著名的法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的终生知己。近日,她的回忆录《告别仪式》由上海翻译出版社推出,将于2019年9月以中文出版。

在扉页上,波伏娃充满爱意地写道:“献给那些爱萨特、曾经爱萨特并将永远爱萨特的人。”作为与萨特最亲近、对他最重要的女人,波伏娃在《告别仪式》中根据他一直保存的日记和从朋友笔记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萨特过去十年的无数细节和像亲自对话一样展现了一个罕见而非凡的萨特。

波伏娃的记录伴随着她和萨特之间的长时间对话。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他的家庭、童年和学习经历,梳理了他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和生活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9月28日,上海翻译出版社在上海科勒体验中心举行了“在物质世界中创造人类生活的分享会——波伏娃的“告别仪式”。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虹和张念参加了此次活动。围绕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两位教授与现场读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本文在分享会上的照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波伏娃和萨特引起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惊讶和关注。

在分享会议开始时,两位教授首先回忆了他们接触波沃作品和存在主义的经历。张念第一次读波伏娃是在她19岁的时候。那时,她对世界、婚姻和爱情有许多奇妙的想法。她偶然在一本书上遇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非常激动:“我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我遇到了一个精神伴侣,现在我已经中年了,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在她看来,她与波伏娃的会面也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她就像是张念的亲密对话者。”萨特和波伏娃也这样理解写作的概念。我们人类的精神和心灵通过写作的物质材料相遇。它是活着的,活着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写作,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爱与恨,尤其是他们无畏而勇敢的存在主义精神,幸运地拥有像文字这样的物质载体,他们可以穿越时空。我相信波伏娃不仅遇见了我,一个中国读者的精神伴侣,而且她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神伴侣。”张念说。

张虹第一次读到波伏娃和萨特比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张念早近十年。张虹解释说,萨特和波伏娃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成为了一代人文学和哲学关注的焦点,也因为他们一生没有结婚的伙伴关系而引起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惊讶和关注。“他们完全独立于自己,能够相互理解和融合。他们彼此相爱,但彼此完全透明。另一方面,萨特说“别人是地狱”。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透明的地狱,一个可以被彼此观察和注视的地狱,而且可能仍然爱着彼此。”张虹说。

张虹坦率地说,他实际上对萨特和波伏娃“有点厌倦”。“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形成了某种联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他们的自由生活形成了对比。此外,萨特的政治判断与我的政治哲学不一致,所以我对萨特有一点敌意。”张虹说,“萨特在一些问题上有如此愚蠢的判断,那么我认为他的判断非常可疑,甚至他的哲学也非常可疑。我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告别仪式》这本书。连我都认为波伏娃你是他的搭档,你可以替他掩饰。”然而,张虹说告别仪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他的偏见。“因为萨特老了,病了,而且还很痛苦,甚至要死了。当一个存在主义者真的想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会回到与普通人平等的水平,并有同样的感觉。作为亲密的朋友和伙伴,波伏娃非常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痛苦。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波伏娃的作品揭示了一些非常真实和细微的细节,甚至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哲学,微妙甚至背叛了他自己的哲学,这让我仍然感到非常震惊。”张虹说。他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关注、思考、反思和深刻理解自己的生活。

对张念来说,她与萨特和波伏娃的相遇与时代潮流无关。她认为这是一次纯粹的个人邂逅。“就像针灸一样,它们都让我渗透了一些东西。这种阅读体验从一个人生活的核心开始传播,然后探索许多可能性的边界。”张念说。

张虹

萨特与波伏娃半个世纪的开放关系

根据张念的说法,萨特和波伏娃的写作和理论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它涉及人与亲密伴侣的关系。张念解释说,萨特和波伏娃在大学学习时就已经签了合同,决心抵制婚姻制度。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想建立一种开放的伙伴关系。“我们是伙伴,但我们可能会爱上别人,但别人的爱不是欺骗,因为我们很坦诚,会互相谈论我们的爱情感受和经历。事实上,他们需要这种训练来建立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并克服“他人是地狱”。"

关于“他人是地狱”,张念解释说,这句话的目的是理性主义认识论。萨特和波伏娃生活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也就是说,他们面前的世界必须是清晰的、可控的和可预测的,甚至伦理、朋友、亲戚和情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清晰的。因为有一套伦理秩序来保证我们;然而,存在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他们对他人的理解不能基于理性主义。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直接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这使得人们在世界上的处境带有道德上的模糊性。“他人是地狱”相当于设定一个目标。他们必须做的是通过实验爬上他们亲密关系中的这种模糊和不认知。为此,他们决定从青春期一直保持坦诚直到死亡。“我也和许多朋友讨论过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很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安全感和一种确定性。我们相信赋予这种关系的某些社会认知过程可以保证我们的确定性。但是存在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只有毫无保留的诚实才能保证我们的忠诚。的确如此。”张念说。萨特和波伏娃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也让她非常感动。

张虹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更加残酷。他引用萨特在自传作品《话语》中的名言:“话语不受我们控制,它们比我们更狡猾。”他说,当人们说他们对彼此诚实时,或者当我试图对彼此诚实时,当我们用言语做事时,我们充满了欺骗和误解。“我相信萨特和波伏娃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但语言不是他们创造的。语言是一种狡猾的东西,我们无法掌握。当我们试图说些什么的时候,它已经覆盖了它,”张虹说。“我不希望每个人都对你爱的人撒谎,但我们应该尽可能诚实,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种诚实的限度、界限和不可能。只有当我们知道不可能时,我们的诚实才有可能。否则,要么是有意欺骗,要么是无意欺骗。”

张虹认为,这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他是我的地狱,因为其他人是我的边界。我们之间和言语之间,以及我们和别人之间并不经常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在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经常有——但更经常的是普通人之间是一种敌意,是一种斗争,是一种相互考验和对抗,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世界的残酷。只有认识到这种残酷,我们才能知道萨特和波伏娃有多努力。“这并不总是顺利和成功的。即使在萨特临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书中看到,虽然波伏娃有一种与萨特终生相连的同伴的感人和不可分割的感觉,但也有一些方面让她觉得不可理喻,甚至冷漠和无聊。尽管她透露的很少,但她仍然能感觉到。”张虹指出,一个真正面对自己生活的敏感的人从一开始就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隔离也是存在主义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基本命题。因此,萨特在许多作品中揭示了这种障碍和这种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也是我们存在的真理。

张念

他们是叛徒和巴黎的灵魂。

因此,张念在存在主义中谈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她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战争的产物。“萨特当时在集中营,是德国人送的。他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体,而且是一个卑微的物体。他身体虚弱,视力不好。他是战俘中最低的。所以他更加意识到这种垃圾,写了《恶心》和《墙》。”张念说。她解释说,鉴于战争经历的影响以及城市和工业化的影响,存在主义者对外部世界怀有敌意。对他们来说,世界已经死了,人们不可能相互理解。他们周围似乎竖起了墙。然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个“越狱”的过程。世界越冷,就越能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他背后隐藏着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张念说。

张念进一步解释说,尽管存在主义者是反资本主义的,但他们聚集在资本主义的产物巴黎。因为城市不仅能提供物质生活,还能提供一群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存在主义者非常重视行动、交流和对话,并为这种交流和对话的言语和行动开辟了空间。“这不是现成的物理空间,真得等到有了书店,才能聚在一起。存在主义者有一种冲动:即使所有的空间都对我们关闭,我们也会站在街上举行阅读会议。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聚在一起,聊天。这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和说话,才有了一个叫做城市的空间。”张念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扭曲。存在主义者的回答是,我必须比你更变态,才能反抗你的变态。”

然而,张虹叹了口气,“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和这样的文化塑造了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是巴黎的叛徒,但只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样的叛军。他们是城市的灵魂。”他说巴黎左岸的许多咖啡馆可以提供存在主义者所需要的精神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给人们的精神和语言留下空间。“尽管萨特反对《存在与虚无》中的言论,但他认为无意义的谈论不是无意义的空谈,而是一些与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相关的漫无边际的谈话,这使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可能。”张虹说。在他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与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的青年一代密切相关,因为他们的行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行为,似乎与精神无关,才可以成为精神生活。

“今天,不管五月风暴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968年的一代已经成为20世纪人类精神史上的分水岭。此外,他们的成就不是在学习中取得的,而是在街上,在咖啡馆里,在彼此的日常社交生活中,甚至在他们的恋爱中。他们的堕落和堕落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它已经把颓废和无聊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张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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